除了毛还悬挂着国徽2019年曾发生过变化
一首耳熟能详的歌谣“我爱北京，上太阳升”，证明了城楼无可置疑的重大意义。
为确保始终呈现出雄伟庄严的气象，专业技术人员投入了大量细致周密的工作。
2019年10月3日，当完成修缮的城楼恢复开放时，全新更换的国徽也同时亮相。
众所周知，广场每天都有大量的游人来往，几乎每位游客大部分会选择在这里留下一张纪念照片。
与此同时，又是历史悠远长久的古老建筑，因此，对于广场所有建筑的维护工作都必须做到周密细致，以确保其保存完善、安全使用。
负责该项目的管委会对城楼里里外外都进行了全面检查，当负责人员检查到城楼悬挂的国徽时，发现了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情况。
当时悬挂在城楼正中、高逾两米的那座木质国徽，于1970年大修期间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在经历了近50个年头的风吹日晒后，已然浮现了局部开裂和剥落的现象。
负责人员不敢掉以轻心，立即组织相关领域的古建专家进行现场实地踏勘，确切了解这座国徽的状况。
必须要采取比较有效的措施，但问题的焦点在于“怎么办”——是在原国徽的基础上做修复，还是重新复制一座新的国徽？
讨论之后专家们认为，在原有基础上来修补看似简单，但由于新旧着色材料不同，极易出现色差问题、影响国徽的光泽和质感；而且，新旧材料的结合部位一旦遇到冷热交替、气温变化，也更加容易出现开裂变形等问题。
为了避免这一些极也许会出现的隐患，有关部门最终决定：与城楼的整体修缮同步做相关操作，对这座国徽进行一比一原尺寸的复制替换。
有关部门透露，城楼上的国徽尺寸是参照建筑本身外观效果决定的，若太大会出现安装问题，太小又显得气势不足。
因此新国徽制作之前，必须对原国徽进行精准测量，然后按照原样进行精确到毫米的复制。
参照当前最新的材料科学、工艺形式，专家对复制新国徽使用的材料来了广泛的选择与比较，最终决定使用松木、橡木等优质实木材料来制作。
关于城楼国徽的勘察、复制等工作从2019年3月开始，先由专家经过两次遴选，选定纹路美观、质地坚实的木材，接下来对材料来烘干除湿、防腐防虫、表面炭化等一系列处理，再分龙骨、浮雕和背板等多个组成部件进行加工。
成品造型先采用数控技术机械处理，再对部分细节进行人工细化和打磨，历经3个多月终于制作完成，最后于6月13日夜间顺利完成了更换。
根据有关部门介绍，由于选择使用了更为耐久的材料和处理工艺，成品新国徽的耐久性能得到了有力的保障，预计使用期能够达到50年以上。
等到城楼重新开放、与大众见面时，因为国徽的尺寸标准严格按照原样复制，几乎无人能看出国徽进行了更换。
而替换下来的旧国徽经过保护性处理后，下一步是否会对外展出，仍需要等待专家的研判后给出建议，才能最终决定。
在不少人的认知中，国徽与国旗往往都是“结伴”出现的，但如果讲到它们的正式定稿，国徽与国旗并非同步诞生。
1949年7月，新中国即将正式成立的前夕，全国政协会议筹备委员会对全国发出征集书，公开征集国徽图案的设计的具体方案。
这一征集很快获得了大量响应，启事公布后一个多月就收到应征稿件逾百件，合计图案共900多幅；但经过专门负责评选的工作小组和专家顾问多次审阅后，认为当前的设计尚未能达到预期要求，因此无法采用。
此后不久，全国政协委员会决定将设计国徽的任务交给专业团队：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分别带组，分两个设计组开展国徽设计工作。
按照当时日程安排，应在1950年国庆节之前完成国徽的设计和制作，因此两个设计组都争分夺秒地努力，近半月后各自完成了一套设计方案。
两套方案的细节各有侧重，但都选择了齿轮、麦稻穗、五星等意蕴深远的象征元素。
最终设计方案将置于中心位置，五星红旗作为天空背景，四周环绕齿轮麦穗绶带等组成的装饰图案。
地质学家李四光曾说，广场宽广、五星红旗布满天空，这个设计“够气魄”。
以红金两色为主体的国徽定稿，最后由张仃完成主体创意、梁思成等人完成图纸成稿、高庄完成模型定型。
由于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生产水平也远非今日可比，为稳妥起见，用于城楼的第一座国徽使用纯松木制造。
被李四光称赞为“够气魄”的设计确实夺人眼球，简练而又大气，凡是经过的人们无不驻足观看。
原来，有关方面考虑到木制品的耐久性不佳，经历长期风吹日晒容易褪色变形，因此拍板决定铸造一座金属材质的国徽。
按计划要求，金属国徽将在1951年5月1日、也就是劳动节当天，挂到城楼上去。
时间期限紧张、任务意义重大、技术难关众多，这一条消息让全厂上下既激动又忐忑。
厂里很快组织起国徽铸造团队，铸造技术尖子焦百顺任组长，另有十几名经验比较丰富的熟练工人加入其中，共同为铸造国徽献计出力。
沈阳第一机器厂的铸造技术虽然堪称国内翘楚，但当时毕竟是建国初期，设备、工具、生产技术等方面任旧存在很多难关。
尤其是铸造国徽对工艺有很高的要求，铸件直径大、图案复杂又必须做到饱满光洁，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焦百顺和工友们一头扎进了铸造车间，从第一个起始环节开始步步摸索、步步攻关。
后来曾有老工人回忆铸造国徽的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工序，一是做模型，二是金属浇筑。
翻砂翻得好不好、模型的纹理是否清晰，必然的联系到铸件的形状是否标准、细节是否到位。
国徽材质选用了铜铝合金，这两种金属的熔点相差四百多度，温度火候极难控制。
国徽上的绶带位置厚度较大，极易出现局部缩型，最终工人们选择“土法上马”，用局部浇水的方法促进铸件加速冷却，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
此后，这座高度超过两米、重达487千克的金属铸造国徽，在城楼上悬挂了将近20年的时间。
到了1970年，城楼迎来一次近乎彻底的大修，这座金属铸造的国徽也完成了它的使命，被全新制作的松木国徽替代。
主要原因是从承重方面来考虑，如前所述，金属铸造的国徽重量接近半吨，对建筑本身会构成较大的负担。
2019年再度更换国徽时，由于材料和工艺方面的选择余地更广泛，专家也曾经考虑过更多的可能性。
据工作人员介绍，专家曾经将铝材、合金甚至航空材料等新材质都列入考察列表，一项一项地考察并反复比较，希望可以达成重量轻、耐久度好“两全其美”的目标。
不过经过多次实地调研之后专家发现，如果国徽使用了金属材质，一旦夜景照明开启就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反光，整体视觉效果不好，与古雅的外观不够搭配，对整个城楼的防雷体系也会产生扰动。
综合多方因素权衡之下，新国徽的材质还是选了木材；不同于此前的松木，这一次选择了松木与橡木结合使用的方案。
经过梳理显而易见，自从国徽诞生以来，悬挂的国徽实物曾经更换过总计四次。
如今除了城楼上正悬挂着的国徽之外， 其他具有历史意义和纪念色彩的“老国徽”又在哪里呢？
1950年制作的第一座木质国徽被替换下来之后，很快就进行了整修，由当时的管理处负责保存。
第二任、铸造于1951年的金属国徽，其原件去向暂时未见报道；但位于北京的中国工业博物馆，却收藏了一件材料、尺寸、工艺都按原样制作的复制品。
工业博物馆的布展目标就为了“讲述中国工业历史”，沈阳的工人们在设备技术都极为欠缺的年代仍然完成了国徽铸造，这本身就是工业美感和奋斗精神的见证。
为了复现当年的工艺，这座复制品是专门找到当初铸造团队的老工人，在他们指导下重新铸造而成的。
至于它能否如前两任一样、成为博物馆的展品，则仍需等待专家的评定和修复。
在国徽的设计定稿完成、并正式制作公开之后，其标准外形和象征元素被写入《宪法》，成为法律确认的事实。
此后又于1991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旨在维护国徽尊严、规范国徽的使用方法。
在以上与国徽相关的法律中，对于国徽的使用礼仪、悬挂机构、悬挂场所、悬挂办法等细则，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其中包括商标广告、日常陈设、私人庆吊活动，以及其他规定了不可使用的场合。
某地媒体曾经报道，有车主为了逃避电子监控的拍摄，用带有国徽的布套遮挡车辆号牌。
被交警发现后，该人坚持认为“悬挂国徽是一种爱国行为”，并不承认是故意遮挡。
国徽代表着国家，关系到国家的尊严，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建议了解使用国徽的基本需要注意的几点，防止滥用国徽的情况。
虽然这四次悬挂的国徽严格按照标准尺寸复制，普通人一眼根本看不出差别；但只要了解了每一座国徽背后的故事，显而易见它们都凝聚着当时劳动者的心血和热情，同样也带着见证历史的沧桑感。
《城楼挂上新国徽 使用期可达50年以上》；中国建设报 ；2019-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