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下互联网史论的演进与转向
公认诞生于1969年的互联网已经跨过50年，到2020年全球已有45亿人上网，互联网普及率超过60%。互联网无疑慢慢的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技创造。互联网不仅作为技术驱动了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更是开始成为政治、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重要塑造力量。如今，围绕互联网的历史研究方兴未艾，而且，互联网史有着多层次的维度，除了技术史、商业史外，更有传媒史、文化史、政治史和治理史。除了互联网本身的历史之外，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国家史、区域史和新的全球史，也慢慢变得成为学术领域的热点。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1946年问世，这一年也成为新政治视野的奠基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其他科学界成员前往纽约会见了一群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家道德委员会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玛丽·凯萨琳·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社会科学家和实验室科学家开始一起勾勒出一个由计算机建模和管理的自由世界的愿景，这种愿景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知识运动之一:控制论。互联网商业化浪潮崛起于1990年代中期。而在此之前，互联网已经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孕育和发展。而且，在商业化浪潮之前，互联网也没有进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的视野之中。互联网主要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交流和通信的工具。科学共同体既是互联网的创造者，也是互联网的主要使用者。
当然，在这一阶段，互联网历史的研究也主要局限在科学共同体的范畴之内，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计算机和通信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还没有进入大众和大众媒体关注的视野。在此阶段，互联网作为计算机历史和通信历史的一部分，慢慢的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零散地出现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如《计算史年刊轶事部》(Anecdotes Department of th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1979—1991)、《IEEE计算史年鉴》(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1992至今)和《信息和文化:历史期刊》(Information&Culture: A Journal of History)等。迄今这些回忆和口述纪录依然是我们研究互联网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来源。
同时期，作为最久远最受尊敬的计算机出版物之一的ACM通讯杂志(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1958)发行，它被公认为当今计算机专业人员最值得信赖和知识渊博的行业信息来源。1978年，明尼苏达大学查尔斯·巴贝奇研究所(Charles Babbage Institute)创立。研究所一直致力于信息技术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数字计算、编程/软件和计算机网络的历史。1987年，互联网先驱乔纳森·波斯特尔(Jonathan B.Postel)博士创办波斯特尔中心(The Postel Center)。
除了美国计算机和通信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对计算机网络的论述，早期欧洲一直尝试着建立“信息网络”构想的实践。科学与技术的信息和文献委员会(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CIDST)认为，对于经济、科学和技术进步而言，重要的是，必须以最新方法向所有要求使用的提供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文献和数据。在当时，不少学者已经对EURONET建立背景和历史进行了追溯。同时，对计算机网络(如研究网络、公司网络、合作网络)和包交换技术发展的讨论也被学者们关注。
1990年代:商业化热潮下的美国“神线年代互联网革命的文献以“技术崇高”的言论为特征，互联网史的研究也是以美国为中心。道理很简单，互联网是缘起于美国ARPA网，美国作为互联网的诞生地，也是全球互联网第一大市场，20世纪90年代基本占据全球网民一半左右的规模。所以，无论是互联网的历史还是互联网发展的驱动力，美国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事实上，欧洲也是互联网缘起与发展的关键力量，但是，在美国强大的影响力和耀眼的光芒下，欧洲在互联网领域的作用被严重淡化和忽视。一系列描述美国互联网发展史的专著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互联网浪潮中纷纷诞生，包括许多早期计算机领域内的英雄式传记，《》记者凯蒂·哈芙纳(Katie Hafner)和马修·利昂(Matthew Lyon)合著的《术士们熬夜的地方》(Where Wizards Stay Up Late)和珍妮特·阿巴特(Janet Abbate)的《发明互联网》(Inventing the Internet)等是其中优秀的代表，甚至迄今依然主导了互联网历史的基本叙事。一些有影响力的互联网研究机构也开始成立。
1992年12月11日，以促进使用互联网为目的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互联网协会(Internet Society)成立。
1996年，由乔纳森·齐特林(Jonathan Zittrain)和查尔斯·奈森(Charles Nesson)教授共同创立了全球互联网相关研究重镇之一的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
1997年，伯克曼家族承担了该中心的职责，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作为第一位伯克曼教授加入。1998年，该中心更名为“哈佛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从那以后，它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个小项目发展而成为哈佛大学的一个主要跨学科中心。此外，1996年，负责管理世界领先的馆藏和档案，记载计算机和技术创新对人类体验历史和影响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Computer History Museum)成立。它的口述历史项目记录含超过一千次的深度访谈和演示，是计算、技术创新、网络、企业家精神和网络方面最全面的内容之一。除了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对互联网历史所做的研究，该时期还出现了由互联网先驱们所书写的互联网历史。如文顿·瑟夫(Vint Cerf)的《互联网及相关网络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Internet&Related Networks，1995)和《IETF的历史》(History of the IETF，1995)，以及本·西格尔(Ben Segal)的《CERN的互联网协议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Internet Protocols at CERN，1995)和伯纳斯·李(Berners Lee)的《编织网络》(Weaving the Web: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World Wide Web by Its Inventor，1999)等。
尽管互联网的简史在许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主流的互联网历史叙事没有充分地扎根于技术的历史发展，它孤立地看待互联网，没有考虑更广泛的技术环境等因素。彼得·萨鲁斯(Peter Salus)从1940年9月在远程终端上对贝尔实验室的复杂计算器进行演示开始，试图将整个故事统合在一起，并不断呈现这一艰巨复杂的技术成就如何逐步实现。除了对技术演进历程的论述，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被讨论。技术对文化景观的渗透是如此不可逆转地重构了这个领域，技术成为了政治、医学和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论述。技术科学和网络文化中解决的问题涉及技术与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组织、定位和影响当代文化的景观和居民的方式。记录互联网设计历史的RFC的技术文档受到学者的关注。网络信息系统中心(Network Information Systems Center)的洛托(M.Lottor)在其RFC文档Internet Growth(1981—1991)中通过检查10年期间的Internet主机和域数量，提供了Internet增长的统计信息。这些统计数据无疑从一个“叙事边缘”支撑起互联网历史的发展轨迹。内部人员将RFC文档视为互联网技术历史的“记录文件”。该系列数据统计是由几名研究生开始的，他们很快就开始合作以链接其地理位置遥远的站点的计算机。目标是在快速发展的社区享想法和信息。此外，对于美国全球力量的历史，计算机的历史以及科学与文化的主体性历史也在此阶段被学者注意。冷战的军事项目，数字计算机的发展以及控制论，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起源之间的密切联系不断被揭示。当然，这一阶段还出现了针对“网民”的著作。作为最早详细介绍互联网的书籍之一，迈克尔·豪本(Michael Hauben)等人的《网民:论Usenet和互联网的历史和影响》(Netizens:On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Usenet and the Internet)着眼于一种参与性全球计算机网络的创建和发展。本书详细描述了网络的结构，并逐步介绍Internet，Usenet和过去、现在和将来。然而，从媒介的角度对互联网发展的系统性论述还十分缺乏。
从“全球”(worldwide)计算机网络到互联网的全球化，可以说，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除了输出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也输出互联网思想和互联网历史的叙事，包括时长达3个小时的互联网历史纪录片Nerds2.0.1:A Brief History of the Internet。
2000年克林顿执政期间，开放、开明、创新的新经济政策和理念塑造了全球互联网的进程，也定义了世界各国互联网的战略框架。特别是在1990年代后期，互联网在美国和欧洲得到广泛普及之后不久，学者和专家开始宣称存在一种“互联网文化”(网络空间文化)。这种从互联网文化史角度出发的研究使得从1969年到2000年这30多年互联网的“美国生活”成为整个互联网发展中非常美化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值得被后人神话化。三
随着国际网络崛起，互联网历史研究从美国中心走向欧美主导的西方中心。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以美国为首的新经济遭遇重创。加上9·11事件的冲击和政治转向，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势头明显受挫。与此同时，欧洲对于美国独家掌控互联网核心资源也深感不满，在国际舞台上与亚非拉等国家形成了一定的合力。尤其是美国反对联合国介入网络治理的背景下，欧洲成为推动联合国介入互联网的决定性力量。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两个阶段会议的召开以及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的成立，使得国际网络治理成为国际博弈的重要话题。欧洲在制度建设方面卓越的能力得以彰显。随着美国的妥协，欧洲和美国最终还是在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方面更多展开合作与联手。欧美成为这一年代的共同主角。欧洲在互联网研究方面逐渐崛起，其中一些机构的重要作用也开始凸显。
2001年5月，英国牛津大学宣布将建立世界上第一所专门研究互联网的机构——牛津互联网研究院(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它的资金来自Shirley基金会，这个基金由英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斯蒂芬妮·雪莉(Dame Stephanie Shirley)建立。
初期预算2200万美元，侧重互联网对社会影响的调查研究。该机构自成立以来，尤其在威廉·达顿(William Dutton)担任院长期间，汇聚全球很多优秀学者，使得该学院成为欧洲和全球互联网文化研究的要地。同年，伊隆大学的想象互联网中心(The Imagining the Internet Center)成立。它是基于网页资源的有关互联网发展的在线页以上的数据。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络档案馆存档，被认为是描述通讯发展的主要来源。同时，关于Web的历史被提上议程。欧洲学者在网络治理方面逐渐脱颖而出，并活跃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然而，由于欧洲互联网市场本身的碎片化，这一阶段欧洲没有诞生新一代的互联网领军企业。欧洲在互联网发展历史上的角色逐渐开始转向网络治理的制度建设，同时，弥尔顿·穆勒(Milton Mueller)通过其著作《从根上治理互联网》(Ruling the Root:Internet Governance and the Taming of Cyberspace)，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由互联网域名和地址的分配所引起的全球政策和治理问题。劳拉·德纳尔迪(Laura DeNardis)则从“协议”的政治性角度完成其著作《协议政治:互联网治理的全球化》(Protocol Politics: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et Governance)。此后，一系列与网络治理相关的著作相继问世。随着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不断增强，信息/网络社会的论述在此阶段爆发。从早期信息社会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影响、网络空间与网络文化批判到网络治理的历史，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多学科、多元方法开始步入互联网历史的研究领域。
在从美国中心走向欧美主导的西方中心的历史论述中，一些区域性互联网历史出现，比如在苏联、日本、黎巴嫩、中国，以及中东地区出现。四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和亚非拉互联网比重加大，互联网全球史意识开始觉醒，一系列事件和进程共同促成了这一新视野的产生。2013年夏天，首期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奖(Queen Elizabeth Prize for Engineering)颁给了五位互联网先驱，分别是互联网之父温特·瑟夫(Vint Cerf)和鲍勃·卡恩(Bob Kahn)、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 Lee)、浏览器发明者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以及法国互联网之父路易斯·普赞(Louis Pouzin)。三位美国先驱和两位欧洲先驱，就互联网早期贡献来说，这个比例是很恰当的，是对长期被忽略的欧洲贡献的一次追认。
除此之外，在此阶段，学者对于互联网的史前史、ARPANET历史以及主流叙事中“缺席”之历史的研究与反思涌现。例如，一系列由互联网开发者撰写和编辑，讲述创建通用协议和全球数据传输网络的历史，以及提供了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大量内幕知识的《国际网络研究史:谁让这一切发生》(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ing:The People Who Made it Happen)、《为什么建立阿帕网》(Why the Arpanet Was Built)、《欧洲网络研究的“隐藏”史前史》(The“Hidden”Prehistory of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ing)和对抗以美国为中心、胜利者和目的论对线性成功叙述的《网络史与互联网史》(Histories of Networking vs.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et)等。尽管在互联网历史或网络历史的研究中，以美国为中心和以西方为中心的论述逐渐转向全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存在于传播史和技术史等领域中的“互联网历史”(大多是简史)仍然保留着最初的“线性”成功故事的结构——始于Sputnik(1957)，然后发展为Arpanet(1969),Transmission Control Program(1974)，互联网的商业化(1990年代初期)，以及在1990年代后期在全球范围内采用了万维网(。然而，这对于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当前努力无疑带来了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的阻碍。此外，对历史技术文档系列的挖掘与分析继续为学者提供宝贵资源。桑德拉·布拉曼(Sandra Braman)通过对此类型技术文档的分析后，发现互联网国际化的成败揭示了两个系统之间的斗争:网络政治(围绕机器)和地理政治学(围绕社会)。在网络设计过程的第一个十年(1969—1979年)中，已经采用了了解这种冲突的框架以及制定此类框架的技术决策。
同时，“数字化”对互联网历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数字化的过程对整个史学，特别是对历史传播研究构成了双重挑战。数字化已经深刻改变了研究实践以及跨学科交流。乔尼·赖安(Johnny Ryan)在其著作《离心力：互联网和数字化未来的历史》中通过讲述1950年代到现在互联网发展的故事，对互联网如何改变政治运动，互联网的发展如何使一群充满自信的利基消费者组成的在线新群体获得特许权，以及互联网泡沫破灭如何教会更聪明的公司利用数字工匠的力量等作出解释。从冷战的政府控制管理系统到如今的云计算，用户驱动的内容以及新的全球共享方式揭示出数字未来业务，以及政治和媒体的趋势。
通过借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多个学科，以及计算机研究、信息科学和工程学，“互联网研究”(internet studies)形态逐渐成形。该领域的出现将重点放在有关互联网、网络和相关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广泛传播和多样化使用的社会和文化影响问题的理论和研究上。它提供了一个框架，来自许多相关学科的学者与跨学科学者一起组成了持续不断的发展的研究者社区。新的基础正在建立并对一些传统学科进行了重塑，以应对网络社会以及其中的机构和个人迅速变化的动态。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互联网历史由以往侧重技术史的研究逐渐扩展至思想史、媒介史、社会文化史等。
2013年，非营利性组织数据与社会研究中心(Data&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成立，规模达50人。2016年，丹麦学者尼尔斯·布鲁格尔(Niels Brügger)主导的《互联网历史:数字技术、文化与社会》(Internet Histories:Digital Technology，Culture and Society)杂志创刊，汇聚了全球互联网历史研究的核心人物，成为全世界互联网历史研究开始形成学术共同体的标志性事件，并且推出了重量级的互联网历史文集和专著。当然，作为英文刊物，其编委会和论文主题等依然摆脱不了以欧美为中心的基本格局。同年出版的《数字关键词:信息社会与文化关键词》延续威廉姆斯的分析方法，互联网与文化研究学者对领域内关键词进行了较为系统化的梳理。
2017年3月，计算与信息社会特殊兴趣小组(SIGCIS)在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举行“命令行-软件，电源和性能”历史会议。同年12月在意大利大学意大利分校举办“计算机网络历史:本地，国家和跨国视角”国际会议。当年，两本重要的编著《作为历史的网络:利用网络档案了解过去和现在》(The Web as History:Using Web Archives to Understand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2017)与《劳特利奇全球互联网史》(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2017)出版。能够准确的看出，除了更多区域的互联网历史被发掘，知识共同体的全球史意识进一步凸显。同时，对于互联网历史研究中的一些争论也相继产生，这也早就了新一轮的对互联网各个层面的系统性反思。
在这个年代，更重要的还是中国和亚洲在互联网领域的崛起。亚洲互联网的故事，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第五代计算机研发方面就曾经有过一定的全球影响，但是，亚洲真正成为全世界重要一极还待中国互联网的崛起。2008年，中国网民规模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此站稳全球最大网民市场的地位。而且以BAT(百度、阿里和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也强势崛起，跻身全球高科技第一阵营。非洲、拉美和中东等区域的互联网也开始在这一阶段崛起。以韩国互联网之父全吉男(Kilnam Chon)牵头的亚洲互联网口述历史工作形成了系统性的成果。中国以互联网实验室为主导的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也得到全球互联网界的关注和好评。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史视野中的互联网史论研究”和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互联网50年发展历史、规律和趋势的口述史研究”等的推出，确立了互联网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开始步入系统化的进程。到2019年，按照网民数量的全球互联网基本格局，亚洲网民数量超越23亿，占据全球网民总数的一半;欧洲网民7.28亿，成为第二大群体;非洲网民增长迅速，总量达到5.26亿，跻身第三;第四名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网民4.54亿;作为互联网发源地和曾经最大的互联网中心，北美地区网民总量为3.49亿，降到了第五。新的格局正在改变全世界产业和经济，也在影响全球政治格局。而且包括非洲在内的各大区域除了对自身历史的研究，也开始站在全球史的视野上思考互联网的发展历程。
2019年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给互联网口述历史(OHI)项目题词时写道:“我希望这是第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的互联网历史项目。”他和项目负责人方兴东交流的时候表示，能够以全球几十个国家为目标展开互联网口述历史，在他心目中，可能只有中国学者会做这样的事情。欧美学者要走出欧美，将视野放到欧美之外，实际上很难，很少有人会如此做。2007年开始的OHI项目经过13年的努力，已完成50多个国家近500人的口述历史访谈，并将逐步扩大国家数量，进一步挖掘亚非拉和中小国家的互联网故事。这种真正全球性大范围的深度访谈，将为全球史视野的互联网研究提供重要的素材。由互联网口述历史(OHI)项目团队打造、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英雄创世纪》已于2021年正式推出，并计划后续出版英文版等多语种版本。同时，浙江大学将推动中文版《互联网史研究》和英文版《互联网史学刊》(Journal of Internet Histories)的出版，相信未来将极大推动互联网史研究学术平台的国际对接。真正更加全球化、更加均衡的互联网全球史，将开始逐渐兴起，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和共识。
尤其是中国与亚洲的互联网史研究的崛起相一致。互联网的全球化历程遵循技术创新扩散的基本规则。从1990年代及之前的“美国中心”，到2000年代欧美主导的“西方中心”，再到2010年代突破西方范畴的互联网全球史意识觉醒，初步研判了2020年代是全球史研究初步兴起的重要拐点，并预测了2030年代真正全球史格局和理论框架走向成熟的大致图景。
因为互联网并不是中国发明的原由，中国互联网历史的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也没有参与到互联网早期的研究和发展之中。以1994年4月20日作为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的标志性事件，那么中国整整缺席了互联网前25年的关键研发期，而非常“取巧”地在商业化热潮的1994年搭上了互联网发展的快车道。
所以，因为缺席，中国互联网本质上是缺乏基本“历史感”的。更因为从1992年南巡之后，中国社会整体转向了消费主义主导的商业化大潮，所以，迄今为止，中国对互联网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大众关注的商业史和企业史，以及一些热门技术史和应用史。显然，学术研究明显滞后于互联网应用和产业的全球化进程，但是，滞后也不简单意味着始终迟到。过去欧美互联网的先发优势，正在被亚非拉的后发优势所取代。
随着亚洲和中国研究力量的崛起，全球互联网史研究可以真正摆脱长期的路径依赖，奠定基本格局，形成更成熟的理论框架和认知体系。全球互联网史研究的转向与范式转变，根本上需要超越欧美旧有的价值观。包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覆盖全球每一个人的互联网时代与文化视野，才是真正的多元文化的时代价值观。数字时育的新的文明形态，始终是全球互联网史的精神内核。2003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通过的《日内瓦原则宣言》提出的“建设以人为本，包容全纳，促进发展的信息社会”的愿景，迄今还远未实现。2020年6月11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布《数字合作路线图》，推动数字技术以平等和安全的方式惠及所有人。古特雷斯强调，路线图的首要目标是“连接、尊重和保护数字时代的人们”。而这一目标，正是中国互联网史研究的使命与价值观的最好体现。本文节选自《现代传播》2021年第9期，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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